摘要：外文參考文獻是學術論文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判斷論文質量的重要指標，其引用恰當與否關乎信息源作用的發揮及期刊學術影響力的提升。本文以英語參考文獻為例，分析在外文參考文獻引用中存在的政治性問題和翻譯問題，針對此類隱性問題提出作者加強文獻甄別與自查、編輯加強文獻審校與復核、期刊單位加強制度建設與管理、期刊主管單位加強專項檢查與培訓等防范建議。
關鍵詞：外文參考文獻;政治性問題;引文翻譯;防范措施;
學術論文中的參考文獻具有重要的信息功能和情報價值[1]，是編輯主體對稿件進行學術鑒審的參考依據之一[2]，也是影響期刊論文質量的重要因素。其中，外文文獻的引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尤其是科技論文作者研究視野的國際化程度和學術水平，對提升研究質量具有顯著貢獻。恰當、有效、正確的引用是外文文獻發揮信息源作用的保障，不僅可以提升論文的質量，還可以提升學術期刊的影響力[3]。
但是，目前國內學術期刊的外文文獻引用尚存在不少問題，以判斷的難易程度可將其分為顯性問題和隱性問題兩類。顯性問題如外文文獻引文率低、引用語種單一、引用文獻老舊等[4]，以及外國人名和姓混淆、單詞拼寫錯誤、文獻信息缺項[5,6]等著錄格式規范差錯。顯性問題可通過審稿、編校及利用網絡工具[7]和文獻校對軟件等發現并解決。隱性問題指潛藏在規范的著錄格式之下的問題，如政治性問題和翻譯問題，這類問題較難發現且易對期刊的學術聲譽造成負面影響，需引起重視。本文以英語文獻為例，對學術期刊外文參考文獻的隱性問題進行探討，并提出針對性的防范建議。
1 外文參考文獻中的政治性問題
期刊發揮學術引領和輿論導向功能的前提是把好價值觀、思想觀、政治觀，這關乎學術期刊的社會責任與立刊之本，對此無論是期刊管理者還是編輯主體都有明確和敏銳的“紅線”意識。但由于非母語語言的“陌生感”以及編校稿件時的精力分配等現實原因，對外文參考文獻的政治敏感度會有無意識的“降低”現象，即在“無意識”的情況下忽略其隱含的政治性問題。外文參考文獻中隱性的政治性差錯體現在文獻標題、文獻引用、文獻作者等方面。為便于論述，下文在以英語文獻中涉及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內容為例進行分析時按照標題、正文、作者三部分展開。但需要說明的是，三者并非完全割裂，政治性問題在三部分中交織存在。
1.1 文獻標題中的政治性問題
在文獻標題中將香港(Hong Kong)、臺灣(Taiwan)、澳門(Macao)、西藏(Tibet)與中國(China)或其他國家(country)并列，在未提及臺灣的語境下稱中國為大陸或中國大陸，在未提及香港的語境下稱中國為內地或中國內地等均為政治性差錯，如Exchange and interest rate channels during a deflationary era:evidence from Japan,Hong Kong and China[8]在標題中將香港與中國、日本并列。其他政治性問題如將回歸前的香港稱為英國的前殖民地(ex-colony)，用北京(Beijing)和臺北(Taipei)來表述大陸和臺灣的官方，稱臺灣問題為Taiwan issue(應稱Taiwan question)，將西藏地方和祖國的關系稱為藏中(Tibet-China)關系等。此外，應注意不能稱中國大陸為Mainland China，因為Mainland China既是地理概念，也是政治概念[9]，如An overview of sport philosophy in Chinese-speaking (Taiwan&Mainland China)[10]將中國大陸稱為Mainland China，且將Taiwan與其并列。作為中國特別行政區的香港、澳門以及作為中國省級行政區的臺灣和西藏是祖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將其與中國或其他國家并列，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屬于典型的政治性錯誤，對此類文獻應該予以剔除。
1.2 文獻引用的政治性問題
文獻引用的常見政治性問題包括對所引的參考文獻進行歸納和論述時將香港、臺灣、澳門學者的研究納入國外研究的范疇或將其與中國學者并列，在引用國外文獻中的數據時將香港、臺灣、澳門的數據排除在中國以外，或將香港、臺灣、澳門的數據按照國家來統計，將香港、臺灣、澳門的數據或情況與中國并列或作比較，等等。在直接引用外文文獻原文時，應對原文獻中的語句多加鑒別，如Grey Garrard的Ecocriticism(Routledge,2012)中稱ASLE為“a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that started in America but now has branches in Korea,Canada,India,Japan,Taiwan,Australia,New Zealand,Europe and the British Isles”，將臺灣與韓國、加拿大、印度等國家并列，如不加處理或者說明直接作為引文使用就出現了政治性差錯。此外，在引用外文文獻中的地圖時應特別注意國界線、重要島嶼等問題，并根據《地圖管理條例》的規定向相關部門送審。
1.3 文獻作者的政治立場問題
相較于文獻標題和正文引用中的政治性問題，文獻作者的政治立場問題更加隱蔽，僅從文字層面或者引用規范方面無法做出準確判斷，需要作者和編輯有相關信息和知識的儲備。有的國外學者因政治立場問題對中國抱有偏見，存在丑華、反華傾向和行為，極端的甚至鼓吹“港獨”“臺獨”“藏獨”，扭曲歷史。以西藏問題為例，英國人黎吉生(Hugh Edward Richardson)及其與他人合著的《西藏文化簡史》(A Cultural History of Tibet)、美藉荷蘭人范普拉赫(Michael Walt van Praag)及其著作《西藏的地位》(The Status of Tibet:History,Rights,and Prospects in International Law)等便是具有“反華”“藏獨”傾向的典型代表，論文中不能將其作為正面材料引用或支撐相關論述。作者和編輯在校對外文參考文獻時，應對此類學者進行身份復核。
2 外文參考文獻引文的翻譯問題
因中文學術期刊的語言要求，作者在引用外文參考文獻原文時需將其譯為中文，這便涉及語言轉換的問題，即目標文本(target text)與原文(original text)或源文(source text)的適配性和準確性問題。外文參考文獻引文的翻譯問題有時是和政治問題共生的，如將South Korea錯譯為南朝鮮、南韓等，此處不再贅述。外文參考文獻引文的翻譯問題不僅包括語言文字本身的語病和差錯，還包括因翻譯不準確或者錯譯導致的知識性、事實性差錯。此外，在論文中過度引用外文文獻或者抄襲他人的譯文還牽涉有違科學研究規范的學術不端行為。
2.1 譯文引用不當
在對外文參考文獻的引文進行翻譯時，可以自譯也可以轉引他人的譯文。有些外文文獻尤其是比較經典的文獻已有其他研究者或者專業權威人士較成熟且經過時間、讀者檢驗的中文譯文，可以借鑒或轉引，但應注明原譯者和譯文的出處，避免混淆他譯和自譯。對于反映學術前沿的新文獻，作者和編輯如有語言條件，應將譯文與原文進行比對，如作者不加甄別、不核對原文直接套用他人的引文，而編輯環節又沒有進一步核對把關易“以訛傳訛”。“用譯文引文替代原文引文的討論往往是危險的，而用準譯文引文替代原文引文或源文引文則隨時都有可能走向歧義、誤解甚至曲解的陷阱。”[11]除了不規范引用或抄襲他人譯文外，在論文中較大篇幅地翻譯外文文獻而不標注原文出處或僅將部分表述注明出處，混淆引用和原創，也屬于抄襲和學術不端。這類問題因受文獻數據庫尚未收錄或收錄不全以及語言差異等客觀限制，無法通過查重等技術手段發現，導致作者鉆“語言差”和“時間差”的空子。
2.2 引文翻譯不準確
在對外文文獻的原文進行翻譯時存在誤譯、漏譯和錯譯等現象。較常見的一類是國外的機構、單位、文件等名稱錯譯，如將Public Health England(英格蘭公共健康局)譯為英格蘭公共健康項目，將North American 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北美體育仲裁院)譯為北美國際體育仲裁院等。還有一類是在總結外文文獻的觀點時因理解偏差或者譯文不準確導致語義模糊、產生歧義甚至錯誤。例如：“任何睪丸激素水平高于正常女性的運動員都必須被法律承認為女性或陰陽人，并降低她的睪丸激素以便進行競爭，這迫使男性運動員接受基因檢測以驗證其身份，較多運動員對此發起挑戰認為存在歧視。”這句話是作者對一篇英文文獻相關內容的翻譯和總結。翻譯部分的原文為“The regulations require any female athlete with testosterone levels higher than permitted,to be legally recognized as female or intersex and to reduce her testosterone level in order to compete.”[12]可以看出，原文意思為“任何睪丸激素水平高于正常女性的運動員，其女性或雙性人的身份須得到法律的承認且要降低睪丸激素水平才能參加比賽”，而作者的翻譯模糊了文獻原意且產生了信息錯誤，將原文中“女性(female)運動員不得不接受基因檢測以驗證其身份”翻譯成了男性運動員。此外，原文獻中僅列舉了Dutee Chand和Caster Semenya“抗爭”的例子，未明確表達“較多運動員對此發起挑戰認為存在歧視”，作者的總結有過度闡釋的嫌疑。
2.3 引文譯文不統一
在直接引用外文文獻并將其翻譯成中文的過程中應注意譯文的統一，即同一術語或名稱等在正文、圖表、注釋等位置出現時譯名應一致，避免因譯名不統一造成理解困難或者偏差。另外，還應注意在引用外文文獻的圖表、數據時應保證其準確性，避免因翻譯成中文時重新繪制畫圖表造成疏漏或錯誤。例如，作者在引用一篇英文文獻時，正文中稱“Morgand的體驗空間模型的目標是通過人與場所、人與人的互動，實現Csikszentmihalyi所述的暢爽(flow)體驗”，但在圖中卻將“flow”譯為“高峰體驗”，正文表述與圖中內容無法準確對應，影響讀者對于“flow”這一術語的理解，甚至僅從譯文無法判斷“暢爽”與“高峰體驗”是同一個概念。此外，原文獻中的圖為六邊形，作者在重新繪圖時將其繪制成了五邊形，從而產生事實性差錯。如不比照原文，僅做文字編校檢查，這類錯誤很容易被遺漏。
圖1 作者重繪圖
圖2 原文獻圖[13]
3 外文參考文獻隱性問題的防范建議
外文參考文獻的隱性問題較難通過文獻校對軟件或查重軟件等技術手段解決，也較難通過印前的文字差錯檢查等質檢手段發現。但此類問題一旦發生，無論是政治性錯誤還是翻譯原因造成的事實和內容錯誤，都有損學術期刊和作者的聲譽，且不利于科學知識和先進文化的傳播與傳承，甚至政治性問題還會影響學術期刊的生存與發展乃至國家的安全與穩定。因此，須在出版的各環節形成正確的認識并提高防范意識。
3.1 作者：加強文獻甄別與自查
作者是稿件的首要責任者，對自己所引用和參考的外文文獻內容理應有較好的把握，對自己何種程度上吸收和借鑒了國外的研究成果也最清楚。避免外文參考文獻隱性錯誤的發生應首先從作者端入手。一方面，作者在寫作時應提高防范意識，對所引的外文文獻進行自查，甄別并剔除有政治性錯誤的文獻，必要時采用注釋等方式加以說明或補充；對直接引用需要翻譯的文獻進行原文比對，不宜過度依賴網絡上的翻譯軟件，避免因翻譯錯誤造成知識性和事實性差錯。另一方面，期刊單位在向作者約稿、發送錄用通知、自校通知等環節應對作者明確提出針對外文參考文獻隱性問題的自查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將問題控制在源頭階段解決，減少定稿或者排版后再做調整導致的資源浪費。
3.2 編輯：加強文獻審校與復核
編輯是審校稿件的主體，也是出版環節的主要責任者。在審校稿件時，編輯應對參考文獻的重要性及外文參考文獻的隱性問題有正確的認識，相對均衡地分配自己投入在正文與參考文獻上的審校精力。有外文語言基礎的編輯應對參考文獻引文的原文進行抽審，因出版周期緊張等客觀原因無法逐篇核對，可依據重要性對稿件中主要引用的外文文獻進行原文復核比對；沒有外文語言基礎或者基礎比較薄弱的編輯可借助交叉審稿、送外審等途徑，實現對外文文獻隱性問題的有效處理。此外，編輯在關注學術和科研動態的同時還應適當關注時政，并加強政策類文件的學習，提高自覺自知意識和敏感性。
3.3 期刊單位：加強制度建設與管理
期刊單位應加強稿件外審和“三審三校”等制度的建設與管理。在稿件送外審專家審稿時，應提高送審的準確性和針對性，做到精準送審。對于外文參考文獻較多的稿件，在送外審時除了考慮專家的研究方向和學術聲譽外，還應考慮其是否具備國際學術視野，提請專家對外文文獻部分的質量進行判斷。在編輯部內部，嚴格落實“三審三校”制度，且在稿件分配時充分考慮編輯的學科背景和語言基礎。此外，通過完善印前質量檢查的獎懲制度和檔案留存制度，形成可追溯、有留痕的流程管理，以此提高編輯的責任意識。
3.4 期刊主管單位：加強專項檢查與培訓
期刊主管單位應切實履行對期刊的檢查、監督和指導職責，通過專項檢查督促期刊做好相關工作。如在對期刊進行濫發論文專項檢查時，加強對期刊“三審三校”制度執行情況的檢查，從制度和流程建設方面提出保障性要求；在對期刊進行編校質量檢查時，將外文文獻引用較多的科技期刊分配給有相應資質和條件的審讀專家，提高質量檢查的有效性。加強對期刊編輯資質的審核和培訓，尤其在各級培訓工作中有針對性地策劃組織相關的講座和課程，通過政策性解讀、經驗分享、案例分析等手段提高編輯的知識儲備和思想意識。
4 結束語
隨著國際學術交流的加強以及國外學術資源數據庫的引進與開放，閱讀和參考外文文獻已成為科研工作者的常態，在一些特定學科領域的學術論文中外文參考文獻占了相當大的比重。外文參考文獻的引用與吸收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作者的研究起點與學理支撐，是評價科研成果的一個參照系[14]。作者、編輯、期刊單位及主管單位應高度重視外文參考文獻的引用，并從出版的各個環節加強防范意識，以此確保論文的學術價值，進而推動學術期刊的高質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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