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梅維斯·迦蘭的小說《青春是快樂的》中“我”的成長經歷揭示了情感與女性主體意識建構之間的關系。書中男權社會意識形態對女性情感的壓抑造成了女性的失語。但是，情感中天然包含著是非判斷的能力及人格塑造的潛能，這促使女性能夠自主地反抗男權社會對自我的壓抑，并在與他人的共情中使情感得到升華，實現主體意識的建構。
關鍵詞：梅維斯·迦蘭;女性;情感;主體意識;
Abstract：In Mavis Gallant's Youth is Pleasure, the growth process of“me”indic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o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emale's subject consciousness. The ideology of patriarchal society constrains the female's emotions, which leads to the aphasia. However, emotions includes the sense of judgment and the potential of personality construction, which enable the female to resist patriarchal repression on themselves.And with the empathy with others, the female's emotions could be sublimed, which achieve the construction of subject consciousness.
Keyword：Mavis Gallant; females; emotion; subject consciousness;
加拿大女作家梅維斯·迦蘭（Mavis Gallant）鐘情于刻畫女性人物，筆下的女性形象極具真實感、細膩感。迦蘭擅于從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捕捉女性情感的波動，以情感為媒介“善于傾聽不為人所覺察的市聲和語音，從而深入所遇人們的內心世界，捕捉人物的特性和心聲。”[1]尤為可貴的是，她對女性情感的關注并不局限于某個成長階段，而是貫穿女性成長的全過程。通過對女性不同成長階段的情感描寫，迦蘭將女性情感與男性社會意識之間的矛盾清晰地展現給讀者，揭示了男性社會對女性身份的異化。在敘事中，“迦蘭常以第一人稱的視角敘述主人公的遭遇，并從第三人稱的視角對主人公的命運進行審視”[2]92。這種敘事方式喚起了讀者的情感共鳴，引發讀者對女性主體性建構的思考。這表明，迦蘭始終以女性自身為出發點來審視整個社會，在女性個體與社會的交往和碰撞中思考女性的存在意義，并深入探究實現女性自我價值的途徑。在《青春是快樂的》中，迦蘭以“我”的視角刻畫了一個叛逆的女性形象———繆爾小姐。在傳統價值觀的觀照下，繆爾小姐無疑是社會的“異類”。男性社會的種種約束并未磨滅她童年懷有的質樸情感，正是這種情感使她能夠在與男性社會種種壓抑女性的規則的碰撞中建立自主的判斷標準。這種判斷標準在她成長的過程中不斷發展成熟，使她能夠跳出男性社會意識的桎梏重新審視自己和社會，同時具有追求自由的情感表達與意志，并以高揚的情感宣示自身的存在。“我”的成長歷程是女性主體意識發展、成熟的歷程，也證明返歸自身所本有的情感，是女性建立自主判斷標準、批判男性社會意識、實現主體性建構的重要前提。
一、女性情感的失語：自我情感的壓抑
人格的塑造與情感有著密切的聯系，理想人格的塑造建基于有道德潛能的自然情感，在不同個體之間的情感交互之中，倫常及社會關系得以建立，并反過來對自然情感進行升華，實現理想人格的塑造。但是在男性社會中，女性的自然情感被壓抑甚至被剝奪，造成女性人格的異化。迦蘭于《青春是快樂的》中真實刻畫了男性社會中女性情感所處的壓抑狀態，“姑娘們都在‘那兒’，像羊群般圈在一起……在我的日記里，我把別的姑娘叫作‘苦力’，我不知道是生活使她們甘愿忍受呢，還是她們生來就有隱忍的氣質”[3]120。在“我”的眼里，這些女孩就像被馴順的綿羊，默默地接受男性社會安排給她們的位置，在她們身上看不到情感的波瀾。對此“我”發出了這樣的質疑：她們生來就具有隱忍的氣質？
通過“我”的成長歷程可以看到，女性無論是在家庭還是在社會的語境下，自身的情感都被壓抑著，并造成了身份的模糊，男性社會對女性情感的壓抑貫穿于女性從孩提時就接受的家庭教育中，同時也貫穿于以宗教為主的社會教育中與社會對女性的評價標準中，女性情感的失語本質上也恰恰是這種自我情感壓抑的反映。
“我”的童年和少女時代是自我情感與男性社會的沖突開始爆發的時期。自然情感尚未被壓抑的“我”總會做出種種叛逆男性社會價值觀的事，“但二元文化下的加拿大仍然是一個男權為主的社會，仍然認為女性是男性的附屬，仍然頑固地把女性的社會角色固化在家庭里，這種‘叛逆’并不為整個社會所接受”[4]。她（“我”的母親）試圖塑造符合男性社會倫理道德要求“禮貌”的孩子，“時不時地，她會嘗試改變她以為她在雕塑的那個人的形象，至少是外部形象”[3]112。而這種“雕塑”過程是以取消孩子愛好和禁錮孩子思想為代價的過程，“她在收繳我的日記和筆記本里找到了宣泄的途徑，我的筆記本里有一首兩歲大時寫的詩及一些別的東西，它有著吉卜林的節奏，名字叫《我為什么會成為一個社會主義者》……就像普天下所有的母親一樣———至少是我認識的所有母親———她對女兒的貞潔問題有一種純屬隱私，甚至有點無聊的執念。至于像我為什么會成為一個社會主義者這樣的問題，她有權認為這不關她的事。然而，她一定是覺得她必須說點什么，所以她說了‘你最好聰明一點，因為你長得一點都不漂亮’”[3]112。
在這里，“我”的母親有著“典型”的男性社會價值觀。對她而言，貞潔與美貌是女性的價值所在。其中，貞潔是女性最重要的品德，而美貌則是女性最大的優勢，除此以外的一切都不應是女性情感的傾向。出于將女兒塑造成合乎傳統倫理道德要求的女性的需要，她又必須對這種傾向進行約束。她所采用的約束方法是簡單粗暴的，侵犯女兒的隱私，收繳“不合宜”的物品，并通過說教的方式向女兒灌輸自己的價值觀，試圖以“你一點不漂亮”這樣可笑的理由促使自己的女兒產生危機感，并由此“迷途知返”，變得“聰明一點”[3]112。這里，她所說的“聰明”當然不是學習與思考，而是對男性社會意識的內化，成為男性“合格”的附屬品，頗有“女子無才便是德”的意味。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對女性情感的壓抑是普遍的，因為“我”所認識的所有母親都是這樣的。男性社會意識通過對女性意識的不斷壓抑而內化于女性，并通過這些女性繼續壓抑其他的女性，從而將女性控制在男性社會為之預設的位置上。
除了充斥著男性社會倫理道德的家庭教育，宗教以社會教育的方式也在壓抑女性情感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比如，在迦蘭的小說《芬頓家的孩子》中，面對嬰兒室里的孩子，“諾拉十七歲還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喜歡這些孩子，還是只把他們視為一個天主教修女的命運的一部分”[5]1。宗教教規與情感的沖突，不僅是對情感的壓抑，也是對人格的異化。而在宗教氣氛濃郁的社會，這種異化尤為突出。迦蘭在《異域之花》中也以同樣的方式解讀這個異化的世界。讓人感到諷刺的是，當時積極營造宗教氛圍的社會，人與人之間的疏離，人與世界之間的物化卻表露出人們信仰的坍塌，特別是以男主人公朱利葉斯為代表的男性給女性情感帶來的心理創傷。“在迦蘭所處的加拿大社會，宗教仍然對社會和家庭倫理有著強大的影響力。”[6]58迦蘭用細膩的筆觸描繪了加拿大社會處處彌漫著濃厚的宗教氛圍。在加拿大，特別是一些相對保守落后的地區，宗教（主要是天主教和基督教）控制著人們的日常生活，即使是不信仰宗教的人也不得不以教規作為行為準則，甚至作為評價他人的標準，“直到那時，我才知道我父母根本不相信我在女修道院學校里學到的一切（順便提一句，撒旦不會說雙語，他說的是魁北克法語）。我父母不信上帝，因此也不信墮落天使……為什么兩個不信教的人要讓我接受最嚴格的宗教教育呢？這是一個謎”[3]130。對于“我”的疑問，父母給出的答案是“為了使你能夠忍受”，對此，“我”認為這是個“很站不住腳的借口，就和‘為了讓你學法語’一樣，因為我能用流利的法語和奧利維亞對話，我不到四歲就已經能夠看懂兩種文字了”[3]130。在成年人眼中，宗教教育意味著“忍受”，在他們看來這無疑是一種美德，這表明宗教已經成為男性社會倫理道德的代表，“同男權至上一樣，宗教也是長期束縛加拿大女性的無形枷鎖。這兩種精神羈絆往往是通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切配合來維系男性統治力的延續”[7]。通過與社會倫理道德的結合，宗教更具有了權威性，宗教教育成了判斷身份與道德的標準，成了一種社會潛意識，導致即使是不信仰宗教的人也有意或無意地以宗教作為行為準則。
這里的宗教培養人的目的并非塑造健全的人格，而僅僅是以煩瑣、嚴苛的教條壓抑人們的情感，并將情感這一人生而有之的本質屬性，從人的身上生生剝奪。對于接受宗教教育的女孩，迦蘭是這樣描述的：“一長隊小姑娘從正門里走出來，沿著街道往前走——蒼白的臉，一身黑衣，眼睛看著地面。我知道她們感覺無聊、煩躁、憂慮，甚至是饑餓。”[3]131在這些女孩身上已經看不到少女們應該有的活潑與開朗，留下的只有被迫忍耐的麻木與焦慮。“對外界刺激的漠視以及與外部世界的疏離……是被自我與社會放逐后不得已的選擇。”[8]由此可見，情感的壓抑已經剝奪了她們作為人的情感表征，她們也失去了塑造健全人格的動機。
男權社會通過教育，建立起以其社會意識為權威的評價標準，使女性的情感時刻處于男性社會意識的監視和壓抑之下，因此，“常常會有一種對立的說法：一個不輕易流露感情的人實際上擁有更多優勢”[3]121。但這是一個健全的人嗎？迦蘭借“我”之口指出情感的壓抑將人變得無情、殘忍，“他們看見殺人的場面可以一走了之，就好像他們毫不在意；他們可以眼都不眨一下地把他們的兒子送上戰場……但這是日常生活中的一種謀殺———真正的謀殺。心靈與精神的死亡導致了混沌的風景”[3]121。事實上，失去情感這一人格特征的人已經死亡。男性社會通過嚴密的社會意識體系壓抑女性的情感，將女性置于同男性緊張的人際關系之中，所以對于女性而言，“他人即地獄”，無論她們身在何處，處于何種倫理身份，她們的自我都在被抹殺。“女性必須有自我能動性，重新去認識自己的身份角色并且讓此類角色的社會地位逐漸提高。”[9]那么在這種情況下女性是否具有建構主體意識的可能？她們又該如何建構主體意識？
二、女性自主建構主體意識的可能：基于情感的自主判斷
作為多年旅居異國的女作家，迦蘭既擁有大視野，又擅長于寫“小文章”。她以女性視角觀照社會，以恣意的女性情感表達自己的觀點。在《青春是快樂的》中，迦蘭刻畫了一個叛逆的女性形象。在男權社會意識的審視下，“我”是沒有教養的，甚至是粗俗的，但正是這種叛逆，為女性自主建立主體意識提供了可能。也就是說，當女性的自然情感無法被完全壓抑、剝奪時，自然情感就能夠促使女性認識外界，形成自己的思想意識。但是基于自然情感的認識尚屬于淺度的認識，還需要再發展為理性的自主判斷標準，這樣才能建立起持久穩定的人格。迦蘭以對“我”的成長過程描寫為主線，以“我”面對男性社會意識下的家庭與社會教育的反抗為切入點，不僅贊揚了女性外在奔放的情感，也揭示了女性由自然情感自發地發展為理性的自主判斷的過程，證明即使在男性社會意識的高壓下，女性仍然能夠實現主體意識的建構。
孩提時的“我”是大人們眼中有禮貌、有趣的小女孩，“可等我長到10歲，人們說我變得愛虛榮、頑固”。而且“只要有誰覺得有資格來管教我、來給我建議，我基本就不會對他滿意”[3]111。從聽話到厭煩管教，這雖然是自然的情感反應，是人類心理發展的必然階段，但也是主體意識的萌芽，標志著這時的“我”已經開始萌生了屬于自己的一套判斷標準，“道德成為正義的基礎是因為人們本性上對快樂與痛苦的感受”[10]50。面對男性社會中的家庭教育，“我”并沒有老老實實地順從這種權威。當母親對“我”閱讀社會主義書籍以及自己作詩這類行為表示不滿，并強調好女孩的標準是美貌與對男性社會倫理道德的順從時，“我的反應是從她手上拿過———是拿，不是搶——那首詩，把它撕了個粉碎。沒有高聲的怒斥”[3]112。這是迦蘭第一次描寫“我”的憤怒，表現了“我”對男性社會對女性評價標準的不滿，對情感的壓抑與對意志禁錮的不滿。必須注意的是，“我”的怒雖然含有對母親的疏離，但這種疏離卻是克制的，“是拿，不是搶”，并“沒有高聲的怒斥”[3]112。那么，這種克制是在男性社會意識的壓抑下自覺地對自我情感的壓抑，還是一種理性的自我克制呢？通過對比迦蘭對“我”的第二次憤怒的描寫可以回答這一問題。
在小說中，迦蘭描寫“我”的第二次憤怒。當“我”從紐約坐火車到蒙特利爾，在溫莎車站下車時，“一個男人悄悄地走過來。他頭上戴著帽子，一張凱爾特人的苦臉，面頰深陷，就好像牙齒拔光了似的。我以為他是在問路。他又重復了一遍他的問題，是個下流的要求。我的手臂因為行李箱和野餐盒的重量而動彈不得。他用手背擦了擦我的胸部，罵了一聲，走開了。我感覺一陣想要殺人的憤怒，接著是厭惡，它們簡直就是一對老朋友”[3]116。這里的憤怒不是有所克制的情感，而是強烈的、爆發的情感，是面對男性可以隨意侮辱女性時的憤怒。男性社會對女性的欺凌并非個案，而是社會意識的集體體現。在小說《擇夫》中，迦蘭以群像的形式將男性社會中男性群體對女性的物化揭露出來：“貝爾特辦公室里的萊德先生，會站在走道里看著電梯開走，等待機會擠到貝爾特的身旁。塞克斯頓先生提出要給她錢，給她一筆固定的補貼，只要她愿意每個禮拜五陪他一起出去，那是他的戰友聚會之夜。麥克法倫先生在她的桌上放了一首下流的詩，接著是一封道歉信，接著又是一首比上一首更惡劣的詩。賴特·阿什伯頓先生曾提出要和他太太離婚———當然啰，他們這些人都是有老婆的。”[11]207當倫常秩序被男權瓦解后，缺乏道德責任約束的自然情感就會轉化為社會意識，而女性所表現出的厭惡與憤怒則是對該意識的對抗。
通過比較“我”的兩次憤怒可以發現，“我”對情感的克制并非因為“我”已經被男性社會意識馴化了，“我”的情感表達不是無原則的，而是在理性的規約之下。當“我”能夠自主地控制情感，這表明外在環境強加的束縛已經無法左右“我”的判斷，是主體意識逐漸成熟的體現。無法遏制的憤怒是因為其中包含了厭惡，而克制的憤怒是因為其中包含了理性，而這種理性就成為形成主體意識、進行自主判斷的關鍵。那么，“我”的理性源自于哪里呢？源自“我”對母親的愛，其中包含對母親的敬重，“愛會喚起倫常敬重，并且在其較高的程度上甚至會喚起敬畏和敬佩”[12]124。正如“我”所說：“我對她（母親）著迷，盡管她也讓我擔心。”[3]111包含了愛這一情感的憤怒是克制的，而面對侮辱所產生的憤怒則會因為其他負面情感而更加強烈。這表明，“我”的情感已經具有了理性，標志著“我”自主判斷的成熟，“當理性把有關行為與性格的關系與事實詳加分辨之后，人的內心會自然而然生出一種對行為或者性格贊美或譴責的情緒。這種情緒是一種特殊的苦樂情感，是人們進行道德判斷和指導行為的基礎”[10]58。對母親的愛，使“我”能夠將即時的、自發的情緒反應升華為自主的判斷并轉化為相對理性的行為，使“我”將克制留給了母親，而將純粹的憤怒指向了男性社會，特別是男性社會意識對女性所做的預設———美貌與馴順。在這種預設下，女性僅僅是附庸于男性的皮囊，沒有自我和尊嚴，成為可以隨意欺凌的對象，就如長著“凱爾特人的苦臉”的男人，既不擔心會受到道德的批判，也沒有想到會遇到女性的反抗。
愛不僅能使女性根據自我的判斷標準對情感進行克制，更重要的是能夠使女性通過“同情”將關注的對象由單純的自我投向他人，使自然情感轉化為道德情感。當“我”看到教養院里走出來的“煩躁、憂慮甚至饑餓”的女孩子們，“我應該同情她們”[3]131。這是因為對于以宗教教規為主要內容的社會教育，“我”認為“那里的教育實在慘不忍睹。我懷疑那就像把一條狗送到馴獸師那里，（他們都對動物充滿熱情，尤其對狗），但我想我從未讓他們計謀得逞”[3]131。對于“我”來說，男性社會對女性的教育就如同馴養動物，最終目的是使女性成為男性溫馴的附庸品，因此被壓迫于宗教之下的女性是值得同情的，“愛者并不僅僅局限于對被愛者福祉的關心，而且會對被愛者從其他方面所遭受的一切苦與樂都做出反應，就像對自己所經歷到的東西那樣”[12]125。正是愛激發了“我”破壞男性社會意識下對女性束縛的渴望，這種渴望體現在“我”的第一所學校被拆掉時“我”所感到的極大喜悅，“我的第一所學校，最糟糕、最黑暗的一所學校，也是在這條希爾布魯克街上。多年后，當我聽說那所學校被拆掉了時，我感覺就像是埋葬掉了一個巫婆”[3]131。
愛可以使情感更加理性，可以將情感轉化為動機。但更重要的是，基于愛的同情，使“我”由對自身的關注轉向了對他人的關注，“只有隨著對同情的考察，我們才離開了那個道德狹隘心的領域而達到直接指向他人的情感”[12]71。當“我”反叛男性社會意識時，“我”所關注的只是自身，或者說，“我”的判斷標準僅僅基于自身的感受，這種關注更多的是出于“我”對于困境所表現出的即時性或應激性情感反應。這時，“我”做出判斷的依據也不再是即時的自然情感，而是建立在對他人普遍情感經驗的洞察之上，通過將自我情感向他人的推至，自然情感得以升華為具有普遍意義的道德情感，從而使“我”的判斷標準升華為道德判斷，這種道德判斷不僅能夠促成主體意識的建構，更能繼續滋養主體意識。男性社會意識試圖依靠外在的約束壓抑女性的情感，使之成為不具有人格特征的符號，但作為人生來便具有的情感不可能被外力所抹殺，情感已經與人的生命連接在一起。因此，建構女性主體意識最有力的武器就是無法被剝奪的情感，通過返歸本己情感就有建構主體意識的可能。
三、女性主體意識的建構：向愛的返歸
小說中，“我”的主體意識產生的過程就是返歸愛的過程，而向愛的返歸來自于他人溫情的滋養，這在小說中有充分的體現。雖然迦蘭在小說中對“我”的情感的描寫大部分是在男性社會重壓下的負面情感，比如憤怒、厭惡、冷漠，但“我”的生命軌跡中也有快樂與溫情存在，這在小說中出現了三次。第一次是在“我”準備動身從紐約出發去蒙特利爾時，“我的錢包里有一張出生證明和5美元鈔票，我的全部財產是一個在紐約的加拿大女演員在和我告別時送給我的，在我登上火車前她帶我去看來歌劇《梅耶林》。她是個好人，很善良，而且自己手頭也很緊，她完全沒有想到除了一點零錢之外我一無所有”[3]113。當“我”只身在外、身無分文時，女演員的幫助不僅是稍微緩解了“我”的窘迫，更重要的是使“我”在冷酷的社會中感受到來自他人的溫情，使“我”對世界、對人仍然抱有希望。
第二次是“我”來到蒙特利爾后，沒有可以住宿的地方，也沒有人知道“我”回來。于是，“我”去投奔曾經做過“我”保姆的奧利維亞，“她毫不猶豫地接納了我……她握住我的雙手，激動得大喊大叫，管我叫‘漂亮的大姑娘’”[3]117。需要注意的是，奧利維亞對“我”的熱情并不是一時的做作，而是對“我”真正接納、真正愛護，因為“在她臨死前，她曾對她值得信賴的一個女兒說，要永遠關心照顧我。奧利維亞是這個世界上唯一一個認為我無法照顧好自己的人”[3]118。正是在奧利維亞的關愛中，“在這個難忘的日子里，我沒有一絲的焦慮、擔心、凄涼。溫莎車站那個男人并不能真正地影響到我對未來的憧憬”[3]118。由此可以發現，來自他人的愛是培養積極情感的關鍵，試想一個整日被厭惡、憤怒甚至仇恨所包裹的人是不可能同情、關愛其他人的，因此也不可能建立理性的道德判斷標準。但來自他人的關愛，哪怕只有些微，也足以幫助個體化解負面的情感，并建立起對生活的希望，比如“我”在溫莎車站遇到的不快也無法阻礙“我”對未來充滿希望。
對“我”快樂的描寫最為直接的是第三次的“溫情”，這也是整部小說中“我”的情感的全面釋放。“我絕對確信我那堅不可摧的自信心部分應歸功于我曾經在紐約的生活。我第一次聽見人們在電影院里哈哈大笑就是在那兒。我還記得當時我感覺到的神奇、興奮和有趣……當我聽到美國人公然大笑時，我想我也可以像他們一樣。”[3]120使“我”興奮的是第一次對“快樂”這種情感表征的發現。對于自身情感被壓抑，并長期處于情感被壓抑的人群中的“我”來說，這就如同發現新大陸一樣。他人的情感通過情緒的感應喚起了“我”的情感共鳴，使“我”在他人的大笑中找尋到宣泄被壓抑情感的途徑。當“我”意識到大笑之后令人興奮的快樂時，“我”發現了真情實感的魅力。“我在這里也和其他任何地方一樣，極有可能過上悲慘生活，但至少我不用偽裝自己。”[3]121擁有真情實感并意識到真實地表達情感是每個人的權利，這樣的人才是正常的人、真正的人，“我在現實生活中認識那樣的人，也曾和他們一起生活過，而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是正常人———一點也不瘋”[3]121。當“我”意識到這一點時，“我”就擁有了自信，“那就是我大部分自信的來源，在我開啟一段進入新生活和舊夢想的旅程之時”[3]121。這種自信是對自己的情感與建基于情感判斷的自信，是主體意識成熟的標志。男性社會所強加于“我”的種種束縛在一瞬間被打開了一個缺口，而這缺口也難以補上，這也為舊夢想的實現以及新生活的開始提供了無限可能。
之所以向愛的返歸需要溫情，是因為相較于冷漠，溫情更容易產生移情。一般來講，“冷漠是被理解為移情的不贊同所顯現的真實（冷酷）態度”[13]38。而移情是理想人格的基礎，“關懷倫理學強調把關懷、同情與仁愛作為道德上的善或得體行為的基礎，而關懷、同情與仁愛似乎都需要移情”[14]59。通過移情，個體得以擁有自主的判斷，“移情一方面使我們對感知到的痛苦或危險比對僅僅聽聞的痛苦或危險更敏感，另一方面又引導我們判定漠視我們感知到的痛苦或危險比漠視僅僅聽聞的痛苦或危險在道德上更壞”[14]127。在移情中，女性能夠對男性社會強加于女性的束縛進行批判，并在充滿關愛和真情實感的生活環境中建構自身的人格。雖然在男性社會中女性很難感受到來自男性的愛，但是女性彼此之間的關愛也同樣具有實現返歸情感的可能。在《青春是快樂的》中，愛主要萌生于家庭倫理關系之中，并通過同情傳遞到社會環境中，進而產生滋養愛的環境。這一過程的實現依靠的是情感的共鳴，即以個人情感為契機，在情感的傳遞與回應中建立起普遍的情感共鳴，從而實現普遍的情感喚醒，在情感喚醒的同時實現主體意識的覺醒，直至發展、成熟。
四、結語
迦蘭筆下的人物形象真實細膩，這在于她善于通過言行的描寫揭示人物內在的情感波動，并通過人物與讀者的情感共鳴引發思考。迦蘭尤為擅長對女性情感的刻畫，無論是《1933》中天真善良的瑪麗·卡雷特，《迷失在雪中的聲音》中叛逆的夏洛特，還是《擇夫》中成熟重情的貝爾特，迦蘭想要告訴讀者，女性并非是男性社會描述中的毫無生氣的、物化的失語者，而是活潑的，有著自主人格的人。同時，迦蘭也對男性社會對女性情感的壓抑進行了描寫和批判。在迦蘭《青春是快樂的》等作品中，我們可以發現男性社會通過對女性情感的壓抑剝奪女性人格的特征，這使女性只能依附男性社會意識從而獲得存在的意義。因為情感的壓抑，女性的自我意識也被壓抑，使女性無法意識到自己是思考與行動的主體，并將順從與隱忍當作理想女性的品德。但是，“人的存在亦即心靈存在的最基本方式不是別的，就是生命情感。情感是最原始、最基本的”[15]12。情感與人的生命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并伴隨人的成長，這是無法依靠外力徹底抹殺的。雖然處于男性社會意識的桎梏下，但女性仍然具有情感并擁有依靠情感進行判斷的能力，這種能力在女性從童年到青年這一階段表現得最為突出，而這正是女性進行自主判斷，促使主體意識發展、成熟的重要前提。因此，女性主體意識建構需要返歸青春時的自由奔放的情感，特別是返歸愛，因為愛是最具有道德潛能的情感，不僅能夠使人以理性的方式將自然情感升華為包含自主判斷的道德情感，還能夠促使個體的情感以寬容、溫情的方式投射到他人，使個體走向自利的對立面，從而實現道德的建構。返歸情感的途徑主要在于對情感，特別是對愛情、親情、友情的滋養。愛賦予了女性自信以及行為的動機，促使其自主地審視世界，并在這一過程中使主體意識得到發展和成熟，得到情感的滿足，找回青春時才有的自由的、真實的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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